在整个危机事件报道的新闻话语中，“达赖集团”是个概念符号，并且被纳入了一个立场明确的价值判断之中（即反动的、敌对的分裂势力），以此占领法理制高点，并试图尽快消弭作为既成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的“族群民族主义”意识的恶劣影响。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的民族问题总是和来自西方的“外部行动者”（external actors）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国内官媒建构的新闻话语其外部性相对式微，尽管取得了如前文提及的一定程度的进步。达赖集团流亡海外49年，成功将西藏问题国际化。达赖依靠身边的一群来自西方各国的志愿者及领薪水的职业政治化妆师，使用西方通用的语言把达赖的话语和意志传送进西方政要和普通民众的耳朵。[1] 若要使新闻话语的强大威力完全迸发出来，使得本国的新闻报道更具解释力，需要更多的弹性和灵活性——活学巧用西方式的危机传播和政治化妆术来影响外交公关和媒体议程设置，如改进危机事件的报道表述方式。最起码避免使用“人面兽心的豺狼”、“狗急跳墙”、“苟延残喘”、“垂死挣扎”等类似文革话语批判达赖，这些折损的不仅是预期的传播效果，还有自身形象。
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说：“一切统治归根到底是语言的统治，话语实际上是统治的根本，语言和话语本身亦即权力。”[2] 若要实现行之有效的治理，特别是尽最大可能地维护危机时期的公共秩序和公众利益，尤其需要在危机传播中切实发挥媒体强大的新闻话语效用、确保危机执行信息的执行价值的实现。而在日益融入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这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广大媒体工作者所要深思的课题。
[1] 达赖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的“官方”网站、流亡政府的新闻稿、达赖的各类演说使用的英语措辞十分地道，其中大量存在着容易在西方世界产生共鸣的议题，如“保存西藏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宗教自由”、“人权”、“文化灭绝”等等。
